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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03-27

红白不辨、名不符实的《新中国红色诗歌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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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编选出这么一部“乱点鸳鸯谱”、乱戴帽子、鱼龙混杂的奇怪 “大典”?

  由桂兴华主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红色诗歌大典》(以下简称《大典》)最近在上海书市“隆重亮相”,引来一些喝彩。该书560个页码,收录了70名诗人的80篇诗作。其实,这是一部牵强附会、红白不辨、名不符实、“拉郎配”式的“大典”。

  既然书名打了“红色”定语,那首先就要弄清楚什么叫“红色”。该书书名的“红色”肯定不是自然界的颜色而是政治色彩的红色。那么何谓“红色”?查百度,是这么说的:“在政党中,红色传统上表示:中国:中国”。由此可知,中国政治上的“红色”,泛指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这三个主义同一个思想体系、同一颜色)。 人们已惯用“红色”“红船”“红歌”“红军”“红色江山”“红色信仰”“红色基因”指中国的性质、思想体系与文化色彩。为此,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开始,我们习惯把领导的根据地称为“红区”或“苏区”,把统治区称为“白区”。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多次视察部队和革命老区,反复叮嘱要“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2019年5月31日,习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传承红色基因,明确指出:“思想政治受洗礼,重点是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传承红色基因,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始终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马克思主义。”这段话说得很清楚:“红色基因”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政治色彩之“红色”的精髓与要义。中国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红色基因、红色文化都要有鲜明的阶级性与人民性,亦即站在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社会生活。作为红色文化、红色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列主义、的信仰、信念是红色诗歌的必备元素,缺了这个主要元素, “红色诗歌”就必然失去支点与灵魂。否则,纵使他标榜“红色诗歌”,那也是伪“红色诗歌”。而与“红色”对立的政治色彩的“白色”,特指、国统区,如“白区”、“白军”“白狗子”“”,等等。

  《大典》也选了一部分真正意义上的优秀红色诗歌,这些诗人诗作是: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胡风的《时间开始了》、臧克家的《有的人》、贺敬之的《回延安》《西去列车的窗口》、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邵燕祥的《生日祝福》、公刘的《上海夜歌》、闻捷的《我思念北京》、晓雪的《秋色赞》、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李瑛的《一月的哀思》、艾青的《光的赞歌》、李发模的《喊遵义》、张永枚的《骑马挎枪走天下》、李松涛的《我的名字叫兵》、曹汉俊的《中国,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桂兴华的长诗《跨世纪的》《之歌》节选、柯平的《井冈山:1929》、黄亚洲的《南湖,有船靠岸》《龙行两万里》、龚学敏的《长征》、峭岩的《以站立的姿势和祖国在一起》、石英的《走向》、梁平的《重庆书》、朱增泉的《昂纳克走向法庭》、纪宇的《风流歌》、商泽军的《大海的呼唤》、傅亮的《旗飘扬》、严阵的《中国梦》、周孟贤的《大鸟引我溯长江》、吉狄马加的《时间的入口》等。这些诗作,或讴歌中国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艰难与悲壮,或书写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与建设者的献身精神,的确属于红色诗歌的经典或名篇。

  一是错把白色诗人当成红色诗人。奇葩与可笑的是,《新中国红色诗歌大典》竟将台湾诗人余光中光先生当作红色诗人。该书选收了余光中的《乡愁》与流沙河歌颂余光中的《就是那一只蟋蜶》。余光中是红色诗人、《乡愁》是红色诗歌吗?余光中是著名诗人不假、《乡愁》是著名诗作甚至可能是传世之作,称之为经典名篇这不成问题,但说余光中是“红色诗人”,余老先生自己可能都会觉得荒唐。众所周知,1949年5月19日至1987年7月15日为台湾戒严期亦即“”时期,总共长达38年。《乡愁》作于戒严期(亦即期)的1972年。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台湾诗人唐文标写了三篇批评现代诗的文章,竟被余光中指责为“仇视文化”,并扣上“左倾文艺观”的红色大帽子,引起了众人的反感;1977至1978年,台湾《中央日报》引发乡土文学论争,矛头直指王拓、陈映真等左翼色彩的乡土作家,余光中竟赤膊上阵,在《狼来了》一文中,以“公开告密”的方式煽动说:“回国半个月,见到许多文友,大家最惊心的一个话题:工农兵文艺,台湾已经有人在公然提倡了!” 余光中还批评台湾对左倾作家过于宽松,他把他命名的“工农兵文艺”为“狼”,以表明自己与台湾执政党保持一致,并要乡土文学作家们“还是先检查一下自己的头吧”,并要“抓头”。《狼来了》一文发表后引发严重后果,台湾真正的红色作家陈映真说:“一时风声鹤唳,对乡土文学恐怖的达到了高潮。”台湾官方也认为乡土文学“宣扬阶级论”。乡土文学作家于是遭到了灭顶之灾,余光中却因“诬告有功”坐上了台湾文艺会议主席台。(见古远清《文艺争鸣集》2010年版)还有“陈映真事件”。余光中曾寄出一份表明陈映真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材料,但究竟是谁整理的材料,究竟寄给了谁,都不能确定。陈映真说,他是听学者郑学稼说起余光中向王昇告密一事,而郑学稼在1987年即已去世,无从查证。余光中说材料不是自己整理,又有王昇的声明作证,余光中对前者不肯吐露姓名,对后者拿不出证明原文,只能说是他的一面之词。即便以余光中自己的说法为准某推崇陈映真的学者将材料给了余,余自作主张将这些不利于陈映真的材料,寄给了当时负责文化整肃的彭歌他在事件中的角色也并不光彩。(见陈映真等回忆文章)桂兴华的“评鉴”说余光中“心地柔软”,余光中这几个举动却显出他的心地一点也不“柔软”。1971年,余光中还出版了一部诗集《在冷战的年代》,“白色”立场异常鲜明。如此的“白色诗人”,那他的名作《乡愁》又是一首什么样的诗作?桂兴华的“评鉴”只说“用一组可以触摸的形象,把抽象的乡愁具体化了”,即说这是一首“乡愁诗”。《新诗鉴赏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称“余光中写了许多乡愁为主题的诗篇,《乡愁》就是其中情深意长的、音调动人的一曲。”其它各种书刊都把它当作乡愁诗而从没人把它当作“红色诗”。

  明乎此,将《乡愁》收入《新中国红色诗歌大典》肯定错误,不伦不类,将流沙河歌颂“白色诗人”余光中的《就是那一只蟋蜶》收入《新中国红色诗歌大典》就更荒谬了!《就是那一只蟋蜶》是一首乡愁诗、友情诗,但绝不是“红诗”。它描写赞颂的对象就是一位“白色诗人”。陈敬容主编的《中外现代抒情诗鉴赏辞典》(学苑出版社)的“评鉴”文章认为,诗人(即流沙河)“感受到一种沉寂、悲凉的情调”。这使人想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七十周年,有人却拿歌颂军队的电影《捌佰》来献礼一样别扭。流沙河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上半叶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写过不少歌颂新中国与社会主义的红诗,这有其《农村夜曲》《告别火星》《流沙河诗集》等诗集与大量单篇作品为证。比如在《我们走进怀仁堂》一诗中,他称颂:“是在这里/党中央指挥着我们向社会主义远航”;在《笔的故事献给党》一诗中,他写道:“父亲跟着旧时代进坟墓去了”“父亲给我的那一支笔是黑色的”,“党给我的这一支笔是彩色的”; 1981年他还写过一首200多行歌颂中国成立60周年的长诗,题目叫《一个知识分子赞美你》,刊于当年第七期《诗刊》。这是一首真正的红诗。请读这样的诗句:“因为我出身于被你彻底打碎了的/那个幽黯霉腐的阶级/我从臭塘中跳出来/腿上 手上 脸上/沾着旧世界的污泥”,“假如没有你的诞生/荒谬的时代还得延续下去”“假如没有你的诞生/我将如一只蚕蛾被困在铁茧里/做着春天的梦 阳光的梦/在可怜的梦中孤独地死去”,“我会愚昧地敌视马克思与恩格斯/攻击他们的学说过激”“我会真无耻地假笶/我会真笑我的无耻/我的遗嘱只能是白纸一张/肮脏的思想都藏在脑子里”,“我该是一张黄叶在树/愿趁着离枝坠落以前/酬谢你的一线光德/用我叶缘上的露珠/折射你无心细察的/你自己的美丽”,“你是灯塔我在校园唱过你/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我在夜间耳朵贴着收音机听过你/那时我十八岁/天天在报纸上寻觅你的踪迹/如今我头发花白了/还珍藏着那一段黄金般的回忆//二十八年奋斗/二千万人国殇/赢得一面五星红旗如血洗/我们狂欢着 送走旧时代/历史由你翻开崭新的一页/”,“我赞美你三个二十岁/我赞美你三倍的统一/我赞美你三倍的坚强/我赞美你三倍的美丽”对中国的赞美歌颂是多么深情,青年时代的流沙河是多么追求进步,多么迫切向往、盼望着中国啊,即使到了“头发花白”年纪仍然那么一往情深!这首诗发表后影响很大,著名诗论家朱先树次年在一篇评论1981年全国诗歌概况的文章中说:“这首诗由于作者感情充沛,情真意切,动人心弦,使人读后真所谓一唱三叹、回肠荡气。”著名诗论家、西南师大(今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吕进教授编的庆祝中国成立七十年全国诗选《党旗,心中的旗》也把它收进去了。记得1981年夏,一位中学语文特级教师问我读过此诗没有,我说读过了,他说:“写得太好太感人了,写出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声啊!”我颇认同他的说法。晚年流沙河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甚至可说判若两人。他在怀念他五十年代上半叶与1981年曾鞭笞过、否定过的那个“荒谬的时代”了,并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壮丁是自愿去的”,《抓壮丁》“这个戏绝对不真实”,是“诽谤旧社会”!近有文章披露,流沙河的父亲余营成,不仅是大地主,还是四川省金堂县抓壮丁的“军事科长”。流沙河在其《流沙河诗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序言中也承认:“父亲曾在金堂县政府任伪职军事科长,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民愤甚大,被处死刑。这是应该的。” “壮丁”是否自愿,有没有大量被折磨至死,《抓壮丁》是否“诽谤旧社会”,已有大量文献记载作证,强拉壮丁(仅举一例:某师管区二营营长杨作云送一千个壮丁在路上就虐杀了八百四十一个)流沙河是根本否定不了的,此处不赘言。从个人感情而言,我宁愿相信,1981年流沙河写《一个知识分子赞美你》时,应该是心甘情愿的,绝对不会有人逼他写;纵使是《诗刊》向他约稿,假如没有真情实感,他最多应景式地写个一二十行交差,他也完全可以推托不写,因这不是政治任务;即使写,如不乐意,也不可能一写就洋洋洒洒二百余行,还写得如此情深意切,打动人心。莫非五十年代上中叶和1981年的流沙河真的是在伪装“红色”、解放前夕他的“追求进步”都是假的吗?那也装得太像了!两个“流沙河”在打架,哪一个是才是真实的流沙河、本来面目的流沙河呢?这真是一个难解的历史谜团。同时又想,桂主编何以宁可选一首歌颂白色诗人的诗而不选y先生(流沙河的自称)这首(当然还有其它许多)歌颂中国的红诗呢?百思不得其解。

  香港一位著名诗人的《夜香港》,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写的是仍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回归前的香港社会面貌:“夜总会是最亮的一把星星/正用的耳朵/在潜猎/鲸的声音//人欲横流/物欲横流/香发流成瀑布”,“连天上斜挂的月/也闪烁着/一枚银币的/眼神”。“评鉴”认为,该诗“写出了到处充满勾心斗角的香港社会的另一面”,“鲸吞的直接因素之一是全社会的拜金主义”。诗是好诗,自有其价值,但就诗人的身份与其诗作的内容而言,均与“红色”无干。

  《大典》还收入了某诗人的长诗《孙中山》节选。孙中山当然值得尊敬与歌颂,但他是创始人与中华民国的开国领袖,晚年“新三大政策”有“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主张,但提出不过两三年就病逝了,因而很难说他是“红色”的,如果《大典》节选长诗写“联俄、联共”历史的一章或编一本《爱国诗选》收进去还说得过去。

  二是错把哲理诗、咏物诗或感怀人生的诗当作红诗。如著名诗人艾青的哲理短诗《鱼化石》,按《大典》的评鉴文章称:该诗“用鲜明生动的意象、朴素平凡的语言,道出了最普通、最基本的人生哲理”,“它借助对一种生物被无故尘埋的血淋淋的事实的描述,抒发了对逝去生命的祭奠与悼惜之情”。明明讲的是“人生哲理”,却硬要往“红色”上扯,岂不是生拉硬套?著名诗人野曼的《人生的定位》更是典型的、纯粹的哲理诗,请读:“生命/可以是沙石一粒/一阵狂风过后/便了无踪迹/但它却在茫茫的天地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生命/可以是泰山一座/巍然屹立/但它全靠草木沙石/把它高高托起//我喜欢自己/是一颗沙粒/只是在营造雄伟正直的泰山中/与万千的沙石结缘/嵌进不见踪影的座基”。全诗都引在此,请广大读者、诗人、诗评家明鉴,此诗哪一字哪一句有“红色”之内蕴?中学生都看得出,这是一首人生哲理诗,桂兴华在其评鉴文章中,也半句没提该诗的“红”,只说 “准确、鲜明的形象,是一首好诗的条件”,云云,评鉴文章百分之九十都用在写他与野曼的交往上面。这哪里是什么“评鉴”?雁翼的《假如》也是一首哲理诗。桂兴华在其评鉴文章中称,“这是一首通篇用比喻手法抒写的哲理诗精品”。柯蓝的 《爆破》(外三章即《邀请》《酒杯》《萤火虫》),除《爆破》出现了“红旗”这一带红的政治特征的名词外,另三章中的《邀请》写人际的友情,《酒杯》写“人生的酒杯,要“警惕贪婪与欺诈”;《萤火虫》写“不觉灯光太小”“殷勤地照看这个世界”。桂兴华的评鉴也没评出这几首散文诗的“红”,大部文字写柯蓝及桂诗人自己的散文诗观。郭风的《搭船的鸟》《童话》亦如此。前者写船头的一只彩鸟捉鱼,后者写小野菊和蒲公英对话,小野菊想到长大了,要有一把蓝色的遮阳伞,那时候,我会很好看,我要和蜜蜂对话”,然后“旅行到很多的地方”蒲公英说“那真的很好,可是,我不要像你。” 蒲公英为什么“不要像你”呢?并无暗示,根本看不出来“红”在何方?桂兴华两千余字的评鉴大多讲的是郭风、柯蓝与自己的散文诗观。汪国真的《山高路远》同样不是“红色诗歌”。全诗如下:

  读者诸君,此诗“红”在哪里,还用我说么?桂兴华的评鉴说:“我的声音的新意,首先来自浓郁的个人色彩。”“比起前些年的哲理诗,他前进了一大步。” 桂兴华明明知道这是哲理诗,却硬要往其《红色诗歌大典》中塞,莫非他“吃错了药”不成?“评鉴”还写道:“他(即汪国真)真是翩翩君子,没见他发过火。出生于1956年6月22日的他,总是那么温良恭俭让,慢慢地讲话。我的眼前,至今还有他那件米色的风衣在缓缓地飘。” 汪国真平时的确系“翩翩君子”,但也偶有不那么“温良恭俭让”的时候。六、七年前,某地某学校慕其大名盛情邀他去讲诗歌(笔者有幸作陪),也许是该校领导疏忽大意,竟忘了付“讲课费”,仅仅给了他一件该校建校若干年不值钱的“纪念品”。回宾馆的车上,汪诗人一路唠叨,说:“我一般不随便去学校讲课的,许多大学请我讲课,我都推掉了。”进了宾馆房间,他将学校送他的纪念品当着我的面一摔,生气地说:“这些我都不要,你给我退回学校去!”我终于恍然大悟,肯定是不付“讲课费”把汪诗人惹怒了!赶紧说:“汪老师,讲课费明天早上才能给您。一定会给的。”于是汪诗人脸色由阴转晴。第二天早上,财务人员把“讲课费”送给了他,方才彻底平熄了他的怒气。

  徐刚其诗其人颇值得探究。他的《九行诗二首》(即《雷声》《踏雪》)无疑是纯粹的哲理诗。桂兴华的评鉴说:“从形象入手,以别人不易发现的哲理取胜。”可见与“红色”毫不搭界。当然,徐刚曾经是很“红”并写过大量“红诗”或政治抒情诗的。上世纪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上半叶中国大陆的许多重要报刊都可见他的诗歌与散文,诸位倘若不信,可翻翻1972至1984年的各大报刊,特别是1974至1976年,徐刚简直是中国最红的诗人与散文家之一。1972年,他的诗《阳光灿烂照征途》就被收入以他的诗名作书名的《阳光灿烂照征途工农兵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中;藏书中还有一本上海出的《朝霞》文学月刊1975年第2期,头条就是徐刚的《光明颂》,文中写道:“缅怀风起云涌的战斗岁月,我的心又飞回到了一九六六年那个不平凡的秋天。那时,我们打着海岛(海岛:指上海崇明岛,笔者注)的旗帜,穿着军装,戴着袖章,来到了北京。”你说他“红不红”?1975年3月16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过一首《进军之歌写在巴黎公社的道路上》,这是线月,他还出版了一部诗集《潮满大江》(上海人民出版社),内中就有不少歌颂“十年风云”的政治抒情诗。据其“内容提要”说,该诗集“集中歌颂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展现了战斗才能前进,革命方有未来的壮丽图景”。徐刚还是“变脸”变得最迅速的诗人之一。1976年4月16日的《文汇报》与当年10月22日的另一家名报,他都能在某一重大政治事件刚发生没多天就以最快的速度发表思想立场殊异的长诗(白纸黑字俱在),不由不令人惊叹其“脑袋瓜灵活”,转得迅速。新时期,他的确还发表了不少“红诗”,可惜桂主编都不选。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徐刚忽然就“不红”了,据说被人揭出他年轻时的一些“老底”,于是离开某中央部门的重要位置,很快“脱胎换骨”,变了个人,1989年中叶飘泊巴黎,是年底参加“”团体赴台访问,受到台湾当局的热烈欢迎、台湾《中央日报》的隆重报道,从此,由“红”变“白”。徐刚的诗绝非不能选,问题是没选入他的“红诗”。桂主编的评鉴既没有“评”出其入“大典”的这两首诗“哲理”在哪里,也没“鉴”出两诗“红色”在何方,大部分内容讲的是对徐刚的印象:“头大、发稀” “爱行走”“谈笑风生”“诗名响亮”之类“言不及义”“言不及艺”的文字,这样的“评鉴”对读者何益?桂兴华的不少“评鉴”都喜欢写他与名人的交往。如评鉴公刘的诗,就写他与公刘、谢冕的“交集”;评李瑛的诗,就写“每次进京,都曾到他家里请教。豪迈的他总是笑容满面”。大多是这种套路。

  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更无“红色”的影子。据“评鉴专家”的评鉴,这首诗“强烈地宣示了自我的伟大解放,不受任何事物的束缚,甚至也不受一般的幸福之束缚”,“他只想做一个周游世界的人”,这与“红色”有关吗?“不受任何事物的束缚”也不行啊,法治社会,一个人,身处社会,必须受法纪的束缚,还要受道德的束缚,否则,无法无天,在任何一个国家与社会都是行不通的,无道德者也会受到“道德法庭”的审判,只有到“极乐世界”才有可能“不受任何事物的束缚”吧?至于“甚至也不受一般的幸福之束缚”就更奇怪了,人都是追求幸福的,难道有专门挣脱“幸福之束缚”而去追求痛苦的人么?这种人若有,就该是成千上万为创立新中国而抛头颅洒热血、不惧痛苦、忍受反动派严刑拷打而不改红色信仰的革命先烈(如夏明翰、彭湃、向警予、刘伯坚、蔡和森、方志敏、赵一曼、刘胡兰、王孝和、陈然、江姐),为建设新中国忍受冰天雪地的严寒与病痛折磨而无私奉献的王进喜、焦裕禄,为保护集体羊群不惜冻成伤残的草原英雄小姐妹一类英模人物。海子这首诗写的是这样的英模人物么?显然不是。评论家唐小林早就在多年前的《文学自由谈》上发表《“海子神话”该降温了》一文,尖锐批评海子及其被选入中学统编语文教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面朝大海”,看到的是一片苍茫的大海,又不是田野山岗,哪里来的“春暖花开”?不合生活逻辑啊!海子有好作品,但绝非“红诗”。他自己说:“诗要求于人的不是理解,而是对于沉默和迷醉的共同介入。”(见《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红诗”则不同,它要求于人“能理解,能打动人心”,不“介入沉默”,读者越多越好。海子其诗不“红色”,那么人呢?那年春天海子到拉萨参加一个诗会,深夜11点半来到西藏一位大他十一岁的“老大姐”的著名女诗人家,突然提出要住在这里,想与刚认识三天的女诗人达到“灵魂与肉体的有机结合”,女诗人“劝返迷途糕羊” 般用了一个小时才将他劝走,不料半小时后,他又来敲门,女诗人这回连门都不给他开了。(此事若当作是海子对爱情的热切追求,还可理解)其实,海子就是这么一个人:想当诗歌皇帝不成、“迷恋气功小周天、神经分裂、走火入魔”,被以“朦胧诗人”“新生代诗人”为骨干的“幸存者俱乐部”(主要成员有芒克、杨炼、多多、林莽、王家新、西川、黑大春、雪迪、大仙、唐晓渡等)将他的诗贬得一无是处、北京诗歌创作会议对其“新浪漫主义”和长诗进行了批评、被先锋诗人尚仲敏讥讽、醉酒后对被伤害女友自责最后绝望卧轨自尽、自杀前还给父母留下遗书要父母帮他找xxx学院xx(一位与他一起练气功的友人)报仇(见《海子评传》等书刊)对海子之死及其诗,当时的评论家是这么说的:“海子的死标志着中国的确在开始进入现代原始资本以其强暴的力量积聚着自身,并且吞没昔日人们珍视的一切(见《草原》1989年第7期)。“吞没昔日人们珍视的一切”包不包括“红色思想”、“红色文化”与“红色诗歌”?还有一位诗评家认为:“海子的诗思想虽然驳杂,但一种灰暗情调是统一的。” (见《寻找诗的星光》作家出版社)这样的诗人之诗作,能当作“红色诗人诗作”堂而皇之地收入《红色诗歌大典》吗?海子在地下恐怕都会忍俊不禁吧?!

  巴彦布的《太极赞观台湾花莲县陈式太极拳》也不是“红诗”。该诗赞颂“白区”台湾花莲陈式太极拳。打太极拳是一种体育活动,诗有些民族与家国情怀,诗艺也好,但主要写体育活动,决非红色诗歌。林雪的《雨夜,去文化宫听音乐会的女工》,怀念一群多年前一个雨夜去文化宫听音乐会的女工,歌颂爱与美,但也与红色不沾边。周涛的《野马群》不过一首“通过对一群古战场中失去主人的良驹后裔的描摹,展现心底对生命意义的理解”, “这种神秘正是人类无法再驯服它们的一种标志”,何来“红色”?时任《诗选刊》主编简明的《雪把雪传染给了雪》写了一片雪景,“雪把雪传染给了雪/传染给了15000株白鹤松/让它们慢慢地白/慢慢地活”,明明一片白,至多不过是“瑞雪兆丰年”,“大典”主编却硬说它“红”,岂不奇怪?

  三是错把爱情诗当成红诗。最离奇与典型的当数大诗人舒婷的爱情诗经典《致橡树》被贴上“红色”标签、当成了“红色经典”。请读《致橡树》文本: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

  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诗人点题已点得如此明白。《致橡树》发表后,所有的选本如骆寒超、董培伦主编的《20世纪华文爱情诗大典》、所有的诗评家及文学史、诗歌史都把它当作一首男女爱情诗,没有任何一种选本、任何一个评论家把其当成“红诗” 或 “政治抒情诗”。这早就是诗坛的共识,也是广大读者的共识。比如《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如此评价:“舒婷的这首诗,以其独特的感受和艺术构思,歌颂了纯洁、真挚而高尚的爱情”;公木主编的《新诗鉴赏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的鉴赏文字开宗明义第一句就说:“这是一首爱情诗。” 钱仲联、范伯群主编的《中外爱情诗鉴赏辞典》(江苏教育出版社)认为是一首 “正面论述什么是真正的爱的诗”,并说:“《致橡树》的一个基本立意:爱的一方我必须是作为树的形象和爱的另一方他站在一起。”唯有桂兴华“力排众议”,硬要推翻以前所有选家与评论家的定论。无奈舒婷的诗作早就公之于众,桂兴华推翻得了吗?舒婷女士会承认她的这首《致橡树》是“红诗”吗?如此“拉朗配”只能令舒婷与一些入选者反感!

  张烨的《外白渡桥》,也是一首爱情诗,也被主编硬拉进“红诗”队伍。著名诗论家陈超在《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中认为:《外白渡桥》“这首诗写的是一对情人在外白渡桥上互诉衷肠的情景。”“我永远爱你/除非哪天你不再爱我”,因此,“他们会永远爱下去的。诗人对她的感情流程由酸变甜进行了描绘,这是甜蜜的又是伤感的像所有深刻的恋爱一样” 。 读者们,这是一首“红诗”吗?

  四是错把“伤痕诗”当成红诗。“伤痕诗”并非没有红诗,但“大典”中的多首“伤痕诗”则看不出其“红”在哪里。如食指的《相信未来》、梁小斌的《雪白的墙》、牛汉的《华南虎》等。这些诗作,都很优秀,但把它们当作“红色诗歌”并不妥当。如《相信未来》,实在看不出有半丝“红色”的味道。它使我想起普希金的名作《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请先读《相信未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常是忧郁。/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两诗虽然作者国度不同,创作的时代殊异,艺术上各有千秋,但基调大致相同:即纵使遇到怎样的惆怅、失败的苦痛,纵使被生活欺骗,悲伤心急,但“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要“坚定地相信未来”,“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要“热爱生命”。两人写的不过是人生的感怀,有些“励志”意味。诗论家陈超则认为:《相信未来》“那是悲伤、无告、贫寒、迷惘的一代青年精神处境的写照” 。哪一句有一丝坚定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意思?食指的确写过几首红诗(如收入后来其本人诗集《食指的诗》中的《南京长江大桥写给工人阶级》《农村“十一”抒情诗》《我们这一代》等),可惜桂兴华不选。

  更蹊跷的是,桂兴华竟在《相信未来》的评鉴语中称:“说食指是一位填补了当代政治抒情诗空白的优秀诗人,并不为过。”这就奇怪、并令人迷惑不解了,众所周知,“当代”是指1949年10月至现在的这一历史时段,当代政治抒情诗的大家贺敬之、郭小川、李瑛等早就名扬全国,贺敬之被人们誉为“开一代诗风”(亦即开政治抒情诗诗风)的巨擘,怎么变成食指“填补了当代政治抒情诗空白”了呢?桂兴华拔高食指、压低贺敬之、郭小川、李瑛等的目的何在?

  牛汉的《华南虎》,也通篇透不出半点“红”味。吴奔星主编的《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的鉴赏文章认为:“《华南虎》这首诗所选取的题材极为平常,无非是写了一只被囚困于笼中的华南虎的境遇及其对这种境遇的不满和抗争。”如果说这只华南虎象征人,那么,任何朝代都会有这种“被囚困”的人,何“红”之有?不过主编或一些评论家的牵强附会而已。梁小斌的《雪白的墙》反思文革,也看不出“红”的意味。梁小斌在《雪白的墙》与《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发表三十多年后,他自己都把这两首诗否定了。

  热爱祖国没错,任何时候都需要。但《新中国红色诗歌大典》选收此类诗就要看它有无“红色”,比如是否写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与伟大巨变。但《大典》中一些歌颂祖国的诗则看不出来。曹宇翔的《祖国之秋》叶文福的《祖国啊,我要燃烧》等,这些诗作歌颂祖国,富有爱囯情怀,但“红的色彩”并不明显,时代特色也不浓。如果编一本《祖国颂》之类诗集,这些诗当然可以入选。顺提:叶文福早年也是很红的,如1972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工程兵诗选《工程兵之歌》就收入他的《我们在毛主席身边》;同年,他的诗《时代的丰碑》被收入《阳光灿烂照征途工农兵诗选》中。1989年公开后,他自己已经不愿、不屑站在“红色”的队列中了,不过,转变后的他仍在《人民文学》杂志1993年12月号发表过一首红诗《诗人》。

  即使的确属于“红诗”,收入《大典》的某些作品也存在一些严重问题。如赵恺的“名作”《第57 个黎明》,问题甚多。著名文学评论家郭久麟批评道:“该诗歌颂一个普通女工,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有些句子则过于拔高。该诗写这位纺织女工产假后推着婴儿车穿过,轮声辚辚,/威震天庭。/历史博物馆肃立致敬,/英雄纪念碑肃立致敬,/人民大会堂肃立致敬,/旋转的婴儿车轮,/就是中华民族的魂灵! 过于夸张而显虚假。何况,车轮怎么能成为中华民族的魂灵?情理上也说不通。”(见《作家报》)著名诗评家周良沛更尖锐地对该诗予以批评。他亲闻一位工人对这首诗的讽刺:“女工五十六天的产假后,产床上走来两个生命/茫茫风雪/把母亲变成了雪人/把婴儿车变成了雪岭/一个思索的雪人/一个安睡的雪岭/雪人推着雪/在暴风雪中奋力前行”,然而,“长安路上要在堆雪时还来暴风雪,谁能推婴儿车?婴儿车变成了雪岭,五十七天的婴儿不冻死在里头才见鬼!” (见周良沛诗论专著《诗歌之敌》)著名诗评家张清华也对该诗批评道:“这是什么样的现实主义?它何曾接触过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人物的心灵?” (见杨克主编《中国新诗年鉴个体的命运与时代的眼泪》,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这样存在严重纰漏硬伤、违背生活真实的诗,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更不应该“入典”!

  其它的一些错谬与硬伤。“大典”罗列的“中国当代政治抒情诗集出版初览”,的一些篇目名不符实且有不少硬伤。比如顾城的《一代人》,杨炼的《大雁塔》,马新朝的《幻河》,是抒情诗,但并非严格意义的政治抒情诗;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诗集名著《郭小川诗选》不见列上,却列上他的单篇《乡村大道》;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集名著《放歌集》不见列上,却列了他的单篇诗作《中国的十月》与《西去列车的窗口》;顾城出版过与人合作的诗集和几部个人诗集,但没有出版过一部书名为《一代人》的诗集;主编显然是想当然地把《乡村大道》《中国的十月》《西去列车的窗口》与《一代人》等误为诗集了;流沙河出版过一部名为《故园咏》的诗集,并没有出版过一部名为《故园九咏》的诗集;邵燕祥出版过《到远方去》与《在远方》,但根本没出版过一本叫《向远方》的诗集,这可能是主编的记忆紊乱所致;郭志强的《秋风破:杜甫踪迹史诗歌传记》是叙事色彩浓郁的传记诗,说不上是政治抒情诗;野曼的《浪曼的风》《风流的云》是两部精短而优秀的抒情诗集,但不是一般意义的政治抒情诗;曲有源的《关于入党动机》,如其说是政治抒情诗,不如说是政治讽刺诗更恰当。

  再如:“大家知道革命文学的代表作家蒋光慈,他的作品常将革命与恋爱相交织,安徽今年出《蒋光池全集》,” 从上两句的意思看,“蒋光池”应为“蒋光慈”之误。

  有些“评鉴”文字与历史事实不符或过于夸张。评鉴文章违背历史事实与过于夸张也会损害 “大典”的声誉。

  评鉴李瑛《一月的哀思》时,桂主编如此写道:“1976年1月,这首诗,一声声撼动了中国的心。” 《一月的哀思》写于1976年1月,但要一年后即1977年1月的《光明日报》才公开发表。尚未面世的诗,如何刚写出就“撼动了中国的心”?主编显然整整超前了一年!如此“走在时间前面”、妄下不符事实的断语,岂不荒唐?!

  评鉴李钢《蓝水兵》时,评鉴者称,80年代初期李钢诗歌的出现,“让中国诗坛可以自信地宣布:华语经典诗歌的断层终于结束了!”此论太夸张了!从新诗诞生至1983年《蓝水兵》发表时,中国已经诞生了多少华语经典诗歌啊!即使从文革结束到八十年代初,就已出现了艾青、贺敬之、李瑛、柯岩、公刘、牛汉、舒婷、北岛、绿原、叶延滨、胡昭、傅天琳、张学梦、江河、杨炼、高伐林、林子、昌耀、刘章、李松涛、峭岩、周良沛、刘征、雁翼、梅绍静、张志民、杨牧、周涛、黄永玉、李小雨、张万舒、刘小放、李发模、骆耕野、刘祖慈等不少新诗诗人的经典诗歌了,中国作协主办的第一届(19791982年)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的10部获奖诗集与 19791980年全国中青年优秀新诗奖的获奖作品都发表、出版于《蓝水兵》之前,其中就有不少经典之作,怎么能说《蓝水兵》的发表才“结束华语经典诗歌的断层”呢?

  “大典”收入了桂兴华的长诗《之歌》节选,节选的是写同志登黄山的一节。据评鉴文章称,这部长诗是诗人从登黄山的照片获得灵感的。1979年7月11日,及其家人浩浩荡荡来到风景名胜黄山。这一行动当然可以写诗。问题是怎样写。这一行动是否像桂兴华写的那样夸张:“满目是你开辟的地平线”?“要知道没有你/我,以及我们所有的音符/都将坠落可怕的黑漆漆的深沟!”须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集体领导,在三中全会后才成为“核心”、对改革开放起到“核心”作用,但也不是所有的决策都是他制定与决定的。例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由安徽凤阳县十多个农民发起(四川也有此类举动),得到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并在全省推广。上黄山时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没有公开明确表态支持,回京后有人问他,他说:“情况不明,不好表态。”直到1980年夏才公开表态支持。1980年9月,中央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指出:“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 全国线年底全国省委书记会议后(见《大包干始末》《万里在安徽》及《中国作家》等书刊)。1976年10月风暴以后,于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职务,同年8月党的十一大后他主管科教,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当后勤部长”,并非由他主管农业与宣传意识形态。从1977年7月开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他成为“核心”之前的一年零四个月期间,文坛艺苑已诞生了刘心武的《班主任》、贾大山的《取经》、卢新华的《伤痕》、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邓友梅的《我们的军长》、肖平的《墓场与鲜花》、陆文夫的《献身》、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祝兴义的《抱玉岩》、周立波的《湘江一夜》、莫伸的《窗口》、贾平凹的《满月儿》、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王愿坚的《足迹》、成一的《顶凌下种》、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王蒙的《最宝贵的》、刘富道的《窗口》、于土的《芙瑞达》、关庚寅的《不称心的姐夫》(因时间久远,记忆衰退,容我未能全部列举)等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名作,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柯岩的《美丽的眼睛》《船长》、理由的《扬眉剑出鞘》、穆青等人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等获首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的名作,宗福先编剧的《于无声处》、苏叔阳编剧的《丹心谱》等轰动全国的戏剧,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魏巍的《东方》等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名著,新诗则有贺敬之的《八一之歌》、柯岩的《周总理,您在哪里?》、艾青的《鱼化石》《在浪尖上》、李松涛的《在山路上》、公刘的《哀诗魂》等名作,音乐有《祝酒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等名曲,1977年7月恢复职务前,已有一大批新诗问世,如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您在哪里?》、韩作荣的《沿着雷锋的车辙》、李季的长诗《石油大歌》;杨沫的长篇小说《东方欲晓》在《人民文学》选载,何为的散文名作《临江楼记》在《人民日报》发表,巴金的随笔《第二次解放》在《文汇报》发表;长篇小说中,柳青的《创业史》第二部上卷、孟伟哉的《昨天的战争》第一部、曲波的《山呼海啸》、陈立德的《翼上》、唐亢双、谢金雄的《闹海记》、王树梁的《山林支队》、扎拉嘎胡的《草原雾》等名家的力作已出版;一大批优秀电影已复映,如《洪湖赤卫队》《钢铁战士》《东方红》《大浪淘沙》《红孩子》《东进序曲》《朝阳沟》《苦菜花》《小兵张嘎》等等,歌剧《白毛女》《江姐》、话剧《万水千山》已恢复公演;也不见他们“坠落可怕的黑漆漆的深沟”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文革前出版的《青春之歌》《红岩》《创业史》《红日》《红旗谱》《林海雪原》等一大批文学名著都已获得再版这些在成为“核心”前和1977年7月第三次复出前出现的名作名著名曲,在中国文学艺术发展史上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怎么不见它们和它们的作者都“坠落可怕的黑漆漆的深沟”里去呢?由于脱离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使桂兴华的《之歌》艺术感染力受到影响。没读到全诗,管中窥豹,便大致可知这部长诗的艺术质量如何了。

  还有位“评鉴者”称:“在阅览上下几代政治抒情诗人的作品后,也许我们会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如果要给最具说服力的政治抒情诗人颁奖,那么这份殊荣将属于桂兴华。”这结论也下得太武断了!难道桂兴华的政治抒情诗的影响力、感染力真的超过了贺敬之的《雷锋之歌》、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您在哪里?》等经典之作了吗?贺敬之被誉为是“开一代诗风”的诗人,影响了一个时代几十年政治抒情诗的创作,连许多著名诗人都称受贺敬之的影响,那么请问桂兴华“开一代诗风”了吗?称贺敬之的诗“《回延安》《放声歌唱》《雷锋之歌》已经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鼓舞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武大的教授於可训在《新诗体艺术论》一书中称贺敬之的诗为“贺体”,是二十二种新诗诗体之一,桂兴华与许多的政治抒情诗人一样,不过在学习“贺体”而已;高占祥称贺敬之的诗是“百读不厌的诗”;王笠耘称贺敬之的诗“无与伦比”;时任总书记曾在谈及黄河小浪底工程时,当众朗诵贺敬之的诗句:“责令李白改诗句:黄河之水手中来”;《放声歌唱》《雷锋之歌》等一发表即产生轰动效应,诗集不断再版,长销不衰桂兴华的政治抒情诗或曰“红诗”有这样的深度、广度、高度与持久的影响力吗?

  体积名不符实。说“大典”徒有其名,还因为“大典不大”,其体积与体量不相称。既号称“大典”,就应有相应的份量。如《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1988年版),全书1572个页码,收录了375名诗人的代表作648首,毎首均有一至两千字的鉴赏文章;《新诗鉴赏辞典》(1991年版)1190个页码,收录了530篇诗作及鉴赏文章;《诗词辞典》(中国妇女出版社1993年版)1534个页码,这才称得上“大”。而《新中国红色诗歌大典》70年时间仅收70名诗人的80篇诗作,仅560个页码,况附录即各种研讨会纪要、桂兴华诗歌朗诵会照片等等就占了120个页码。新中国70年发表、出版了多少红色诗歌名作?桂兴华却视而不见,却将不少非“红诗”拉进《红色诗歌大典》。

  我近段反复思考:作为自称创作“红诗”、政治抒情诗多年的桂兴华为什么会编选出这么一部“乱点鸳鸯谱”、乱戴帽子、鱼龙混杂的奇怪 “大典”?猜度分析,大概原因如下:

  (一)思想政治水平不高,这是主因。稍有政治常识与政治敏感的人,都分辨得出什么是“红色”,什么是“白色”,什么是“红区”,什么是“白区”与“沦陷区”,什么是“红色诗歌”,什么是“白色诗歌”。身处“红区”亦即社会主义新中国七十年的桂兴华却仍分辨不出,岂不奇也怪哉?!究其原因,必定是平时不读马列,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不懂什么是殖民地、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不懂什么是新中国,什么是旧中国。主编思想政治水平与政治站位不高,本身就“忽左”“忽右”(或分不清左与右)或跟“风”,编出这么一部贻笑大方、错把“白区”当 “红区”,错把“白色”当 “红色”的“大典”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编辑水平低下。“大典”主编不仅搞不清什么是政治抒情诗,什么是红诗,还分不清什么是爱情诗、咏物诗、哲理诗,桂兴华在其“大典”中将它们全混淆了。什么是“政治抒情诗”?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的《诗歌辞典》是这么定义的:“抒情诗的一种。以重大的政治事件为题材,直接抒发诗人对政治生活的态度、情怀,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鼓动作用。如郭小川的《投入火热的斗争》、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贺敬之的《放声歌唱》。” 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的《中国新诗大辞典》这么定义:“诗歌的一种。是以反映现实社会中重大的政治生活为直接内容的一种诗。”而在桂兴华与傅亮的序言《冶炼中的新中国红色诗歌》中,对政治抒情诗与红诗并无明确的界定与论述。政治抒情诗是否等同于红诗?“序言”标题似乎是要论述“红诗”,但全文大多谈的却是“政治抒情诗”。依愚见,“政治抒情诗”就是《诗歌辞典》《中国新诗大辞典》所定义概括的,它不能等同于红诗。因为一些“白色诗人”也写“政治抒情诗”的,翻一翻台湾以前的报刊就会时有可见“抗俄”“建国复国”的诗,鼓吹“”的诗;而“红诗”则是带有、社会主义政治色彩的诗,它既可以是抒情诗,也可以是叙事诗。但脱离开“、社会主义的革命政治色彩”这个本质内涵,则不能称之为“红诗”。桂兴华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没弄明白。比如,“歌颂祖国”、爱国,可以是“政治抒情诗”与“红诗”,但也可能是“白诗”与颜色不浓的爱国诗。古代与近代的屈原、李白、岳飞、陆游、文天祥、丘逢甲、秋瑾等都写过爱国诗,如岳飞的《满江红》、陆游的《示儿》、丘逢甲的《春愁》、秋瑾的《祖国沉沦感不禁》等,都是爱国主义的好诗,但都不是“红诗”;台湾诗人及去台诗人也写过“歌颂祖国”的诗,如郭枫的《那个名字叫中国》、纪弦诗集中的《梦中的大陆》、于右任的《望大陆》;1971年《葡萄园》诗刊总第35期发表钟雷的《在开国的光辉照耀下》,等等;台湾一些诗歌杂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搞过“歌颂祖国”诗歌征集活动,但不少是“”、“建国复国”、抹黑新中国的“白色诗”。有的报刊后来甚至还发表鼓吹的诗如《台湾,我唯一的祖国》。再说“乡愁诗”,中国自古就有,如李白的《静夜思》、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高适的《除夜作》就是乡愁诗名作。“乡愁诗”可能是“红诗”,也可能不是,如余光中的《乡愁》就决非“红诗”。至于哲理诗、咏物诗、爱情诗或感怀人生的诗,古今中外比比皆是,是否“红诗”,关键看思想政治内容。没有、社会主义的红色信仰与政治色彩,绝对不是“红诗”!因为不明这些简单浅显的道理,桂兴华编的“大典”就将政治色彩不浓、甚至将爱情诗、咏物诗、哲理诗、“白色诗”混作“红诗”来选了。

  “红诗”与“政治抒情诗”的概念面不能过于宽泛无边。如按“大典”的这种编法,几乎所有当代(特别是大陆)的诗都可编入“红诗大典”,因为哪一首诗不抒一点情,说一点哲理呢?如此一来,就没有“红”与“白”、“红”与“黑”、“红”与“灰”、“红”与“桃”、“政治抒情诗”与非“政治抒情诗”之区分了!

  (三)“庸心”与“媚心”作怪。庸俗社会学在文学界仍有很大影响。“圈子化”是表现之一。桂兴华主编 “红色诗歌大典”,发现一些著名诗人没有“红诗”,但为了讨好某些著名诗人,或与这些著名诗人很熟且是“铁哥们”,便把他们的“非红诗”甚至是“白色诗人”的诗拿来凑数。“大典”中,桂兴华在舒婷的《致橡树》的“评鉴”中如此写道:“在雨中归来的车上,我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歌。舒婷说:你应该唱邓丽君的歌。唱哪一首?《玫瑰啊玫瑰》!好啊,我写过一首《致邓丽君》。喔?她好奇了。”读了这段“夫子自道”的对话,你有何感受?我敬重大诗人舒婷,但桂兴华与舒婷的这段对话以及他将舒婷的爱情诗名作《致橡树》硬拉入“红色大典”的举动,是否有点“媚态可掬”呢?再如张烨的《外白渡桥》,这的的确确实是一首爱情诗,“回想去秋在都柏林认识你的情景/你却突然谈起外白渡桥/你说张烨就是外白渡桥/外白渡桥就是张烨”“悲悯会使心境壮阔起来/想象着外白渡桥会和我一样/生长着诗的暖意/帕迪,你的诗”当然它同时也歌颂了外白渡桥“承受过多少岁月的压力/却依旧这样坚固、典雅/永远是默默奉献”的精神。张烨以写爱情诗著称于世,似乎没有哪一首是有红色色彩的政治抒情诗(她写过揭露南京大屠杀的长诗,但也没有红的味道),但桂兴华却把这首《外白渡桥》当作政治抒情诗与“红诗”。他在“评鉴”中还说:“而坚执向前,就是我们的政治抒情诗应该提倡的精神。”要么是张烨无红色政治抒情诗或“红诗”可选,要么是为讨好张烨,于是拿既非政治抒情诗、更非“红诗”的《外白渡桥》来充数。因为,张烨是上海赫赫有名的大诗人嘛!而且还是多年老友了。不信么?这有桂兴华的“评鉴”文章为证:“我想起了一个故事。20世纪80年代初,我参加宁波诗会中哮喘复发,回沪途中她的关心,她的善良,令人难忘。”老天爷,原来如此!同在上海,又同一个上海作家队伍,“低头不见抬头见”,如此关心、“温暖” 过自己的诗人“诗姐”,不选她一首,面子过不去啊!如此庸俗、媚俗的心态,不编出一本“怪胎大典”才怪哩!

  我坚信,不少入选这部“大典”的诗人,并不会因为入选而高兴,因为人家根本没写过红诗,对“红色”与写作“红诗”并不感兴趣,或人家本来有红诗,你却硬把他们颜色“不红”的作品当作“红诗”来选,人家能高兴得起来吗?须知“强扭的瓜不甜”啊!

  (四)出版社把关不严。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过不少好书,但这本《新中国红色诗歌大典》却大失水准。出版社编辑、编辑部主任、老总们层层把关不严,无论是思想政治水平还是业务水平,都有严重的缺陷与漏洞,导致这么一部硬伤不少、问题多多的“红色诗歌大典”出笼。这是出版界的一个深刻的教训。

  (五)私心作祟。中国当代许多优秀红色诗人的红色诗歌佳作不选,桂兴华却将自己的长诗节选了两部,这可以理解,但他将《激情大时代桂兴华政治抒情诗研讨会发言摘要》塞进了“大典”,以彰显他对中国政治抒情诗的“成就”与“突出贡献”。一本自己主编、号称收录新中国七十年红色诗歌的“大典”,有必要收入自己“诗歌研讨会的发言摘要”和多个页码的“玉照”吗?

  本来,编选一部“红色诗歌大典”的行为是值得肯定与褒扬的,创作、出版“红诗”也是应大力鼓励与宣传的,笔者喜欢“红诗”,曾常常与学生朗诵“红诗”与红色的政治抒情诗,但对桂主编编出这么一部“乱点鸳鸯谱”的《新中国红色诗歌大典》却表示严重的失望与不满。我对主编无怨无仇,也尊重入选“大典”的每一位诗人,只是不喜欢这么一部生拉硬扯、名不符实的所谓“大典”。

  鲁迅先生曾批评一些“选本”编选者存在的问题,指出:“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眼光愈锐利,见识愈广,选本固然愈准确,但可憎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居多,这才是一个文人浩劫。”(见《鲁迅全集6题未定草(六)》) 桂兴华主编的“大典”正是鲁迅先生所批评的这一类“抹杀了作者真相”的选本。由“大典”,笔者想到一个问题:编选、主编一部全国性的“诗典”“诗选”与“文选”,眼光、见识至关重要,要有宏观视野与微观意识,要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与观点,更应该有一颗公平、公正的心,要有严谨的编选态度与工作作风, 不遗漏真正具有文本价值与历史价值的优秀作品,不能对“某某某”有成见、偏见、看不顺眼,明明他有符合编选目标范畴且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好诗好文、佳作、名作也不予选收,却将一些不符编选主题的作品,或者将一些当时虽有一定影响却经不住推敲与现实生活检验的作品如《第57个黎明》之类作品收了进去。《新中国红色诗歌大典》正是这样的一种“选本”。唐代中后期有位“编选家”编了一本唐代诗选,却一首都不收杜甫的诗,引发后世的诟病。

  由此想起前些年读过的一些“红诗”或“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新中国”的“诗选”以及所谓的 “百年新诗选”“百年长诗选”“x十年新诗选”之类“诗选”,有的编得很好,名符其实,但也有些的确存在“大典”中的“拉郎配”、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问题。这些都是编选者“眼光如豆,抹杀了作者真相”,或只从个人爱好出发,太过离谱造成的编选史上的笑话,其教训值得后人认真吸取。

  撰写此文,一来是不吐不快,二来也是想引起以后的“选家”们与一些出版社的注意,引以为戒:

  再也不能这样编选、出版如此红白不辨、“拉郎配”式、名不符实的“大典”与“诗选”“文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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